志，记载也。地方志即是对一地域的记载。

比如大家熟悉的《三国志》就是对三国的历史记载，而《平遥县志》即是对平遥县的记载。

梁启超曾说：“最古之史，实为方志。”地方志是三晋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，从汉末魏晋算起，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，承续不绝，价值弥珍。

今天介绍的这本《山西地方志史》将为您打开山西方志编修的漫长历史。

这本书既是一本叙述山西方志编修的史书，呈现了山西方志的整体面貌和历史概况，又是一本集资料性、工具性、学术性于一体的专著，书中详细统计了各个时期的山西方志，并罗列佚志佚文，堪称一本山西方志的研究指南。

地方志的名称在历史上有很多种，早期多称为“记”“图经”，如《上党记》《代州图经》。

金元时期，山西地方志逐渐以“志”命名，如《五台县志》《晋阳志》《河中志》等，明代以后名称基本统一为“志”。

此外，还有以“传”“录”“乘”等命名的少量地方志，如《古清凉传》《盐池录》《翼乘》。

志书种类按行政区划和军事区域划分，有通志、省志、府志、市志、县志、关志等；按专业属性划分，有山志、水志、人物志、行业志、企业志等。

本书按照山西地方志发展的客观实际，以汉末魏晋南北朝、隋唐时期、宋辽金元、明代、清代、民国时期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七个不同跨度的历史时期为主线，构建整体框架，展开宏观叙述。

同时，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，分别从历史背景、编修状况、体例内容、组织方式、修志理论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记述。

汉末魏晋南北朝是山西地方志的孕育萌生时期。统治者为了对国家实施有效管理，需要了解本国版图疆域，掌握土地、人口、赋役、物产、山川、道路等方面情况。

因此，地记、郡书等地方文献开始出现。山西有据可考最早的地记《上党记》就诞生在魏晋时期。

隋唐两代是山西地方志的逐步发展时期，方志数量明显增加，地记逐步被图经取代，方志编修开始由私著转为官修。

唐代《古清凉传》是山西现存最早的一部山水志，也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志。

宋辽金元是山西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时期，少数民族政权主动借鉴和推行汉制，编修方志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
这个时期志书总量大幅增加，各类方志达71种，约为隋唐的5倍，记载广度和深度显著进步，体例基本成型，名称逐渐向“志”统一。

明代是山西地方志的蓬勃发展时期，“中央诏修、官员主持、文人参与”的修志模式，极大提高了修纂方志的效率。

山西修志陆续出现三次高峰，最值得称道的是山西历史上首部省志——成化《山西通志》编纂完成！

成化《山西通志》

同时，志书编纂者开始积极思考和探索方志理论，方志之学初露端倪，如明代嘉靖版《山西通志》，杨宗气序曰：“治天下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。

嘉靖《山西通志》

清代是山西地方志的全盛时期，地方志总量达394种，覆盖面遍及全省，也涌现出以杨笃为代表的修志大家。

修志组织方式在颁布檄文、官员主持、文人参与、开馆设局、分工协作、经费筹措、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，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。

分工协作中，仅纂修职务就有总裁、总修、总纂、编纂、核定、校阅、校录、采访、提调、劝捐等80余种之多！

分工之明确，专业化之精密，极大提升了志书编纂效率。

康熙《平阳府志》、乾隆《汾州府志》、乾隆《汾阳县志》、光绪《山西通志》等都是这一时期造就的传世佳志。       

经过民国时期地方志的转型突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山西新方志编纂进入繁荣兴盛时期。

1981年7月25日—8月1日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太原举行。

山西在倡导和发起全国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过程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新方志编修的策源地之一。

首轮省志编纂从1980年5月开始，历时20年，于2000年全部完成，共50卷66册，5000余万字。

第二轮省志编纂工作从2006年正式启动后，也已进入收获期。

此外，方志理论研究广泛开展，旧志整理和新方志编纂的优秀成果层出不穷，地方志工作正在向年鉴、专业志、部门志、乡镇村志等多层次、多领域不断拓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