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——

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对人的意识、行为起着引领、规范的重要作用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倡导与推崇。

本期为大家讲述的清廉故事是：“一砚不留”包拯。

包拯，人称“包青天”，北宋安徽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人，以处事刚毅、端正执法、为官清廉闻名于世。

包拯最为人传颂的清廉故事有“不持一砚归”和“三谏宋仁宗”，这里讲的就是这两个故事。

北宋仁宗年间，包拯在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做官。端州出产砚台。朝廷规定端州官员每年都要向皇宫上缴一定数量的砚合，当时的权贵、大臣、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。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，都要向民间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
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包拯升任岭南端州知州。包拯到任后，发现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，随意多征数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，包拯便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。一天，有人给包拯送来一方石砚，包拯坚辞不受。后来，又有人来送端砚，包拯开玩笑地拒绝道：“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，便收端砚；明日去产金的金岭，又受金子，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？”

河南开封包公祠内的包公塑像及正大光明匾额。

一年后，包拯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回京任职，当船行至江中时，包拯得知有一方珍贵的端砚在船舱内，便命书童将砚台掷于江中，并面向端州城躬身三揖，以谢端州百姓。这就是包拯沉砚，“不持一砚归”的故事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包拯“三谏宋仁宗”的故事发生在北宋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。当时，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、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、淮康军节度使、景灵宫使。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。包拯时任监察御史，他认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，任人唯亲，不合大宋法度。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，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、个别大臣曲意奉迎。包拯此举赢得了大家的称赞，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。

到了第二年正月，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，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。包拯又一次犯颜直谏。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，感到众怒难犯，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，宋仁宗也就顺势收回成命。

这年八月，宋仁宗金殿早朝，又一次降旨。这一回，宋仁宗打定主意，坚持已见说：“张尧佐并无大过，可以擢升。”包拯谏驳道：“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，闹得民怨纷纷。张尧佐身为主管，怎说是无大过呢？”宋仁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。朕既贵为天子，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难？”包拯闻言，直趋御座，高声奏道：“难道陛下不顾民心向背么？臣既为谏官，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！”

安徽合肥包公文化园内的石碑，碑上刻有包拯家训。

包拯常说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他一生清白为官，耿介自持，不徇私情，安贫乐道，无所留于后代，仅留下一句话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吾孙。”

包拯写过一首诗《书端州郡斋壁》，诗中首句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，可以说是他一生为官端正清明的写照。